艺术学的文化视野_艺术学_学术_图书_图书

本书简介

本书是一本纵论文化、艺术学的文集，是作者近5年来发表文章的选择性结集。这个选择，一方面立足于国家大文化建设的视野，选择有宏观思考和长远思考的一些论题；一方面贴近于具体的文化工作实际，选择了作者对文化科技、艺术科研和艺术教育工作的深度思考。此外，还有不少文章的选择是作者对当前文化热点发表的前瞻性诉求。

全书9个部分既相对独立，又紧密关联，为艺术学营造了一个可观可感可行可游的文化视野。9各部分，分别为民族复兴的文化自觉、舞台演艺的文化建构、艺术批评的文化理想、演艺企业的文化转型、教育科研的文化实践、科技驱动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文化追求、国家形象的文化担当、凝神聚思的文化愿景等。

目录
代序
001/艺术研究与文化自觉——于平《艺术学的文化视野》述评(熊元义)
第一编民族复兴的文化自觉
003/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发展先进文化——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学习心得
009/建设文化强国需要增强文化自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学习心得
016/推动文化发展需要增强创造活力——党的十八大精神学习心得
022/建设文化强国需要增强创造活力——党的十八大《报告》学习心得
031/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需要增强系统思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心得
036/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学习心得三题
第二编舞台演艺的文化建构
049/中国舞蹈的原始发生与历史建构
061/杂技艺术的历史本体与现代美化
068/诗化舞剧与舞剧的诗化——新时期中国舞剧本体探索的阅读笔记
084/音乐剧的审美理想和造美机制
第三编艺术批评的文化理想
093/舞剧是一种舞蹈文化
 097/重建舞蹈的文化理想 
102/舞蹈的生命情调与人文精神
 106/“剧作就是文学”的理论诉求与实践意义
111/创作的意义与文学的理想
116/文艺批评要转作风改文风开新风 
121/“春晚大餐”与本山小品
129/“春晚”文化与文化“春晚”
第四编演艺企业的文化转型
137/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文艺院团改革
142/演艺企业的内生动力与自生能力 
148/传统舞台演艺的现代转化
151/演艺文化的科技支撑与本体开拓
154/转制院团的演艺产品生产
164/演艺产业发展的认识与建议
第五编教育科研的文化实践
 175/教育“规划纲要”视野中的艺术职业教育
184/发展艺术教育需要强化职业技能
190/实践优先的艺术职业教育——从两部舞剧看一所高职的育才追求
202/艺术学：独立学科门类的学域扩张与学理建构
208/“两大一新”文化建设中的艺术科研
215/大数据时代的艺术学对策研究
223/从文化产品看文化建设的系统构成
第六编科技驱动的文化创新
247/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科技自觉 
254/科技进步引领下的文化创新
261/文化科技自觉引领下的高端文化创新
266/科技强文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272/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创新驱动
第七编创造活力的文化追求
283/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文化发展道路探索
289/文化强国建设的创新驱动与转型发展
300/新文化时代的文化强市建设
 308/实现中国梦需要增强创造活力
第八编国家形象的文化担当
319/深圳观念:朝气蓬勃的文化记忆
330/深圳学派:面向未来的文化吁求
341/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亚洲的文化共荣
346/中国地缘文化的时代担当
352/国家文化形象建构的自觉、自信和自强
第九编凝神聚思的文化愿景
361/说“俗” 道“雅” 谈“文化”
365/构建精神家园需要凝聚核心价值
369/文化人格的层次攀升
 373/文化记忆与文化想象
377/文化泛漫化及其民生取向
 380/文化的“平视”与“说人话” 
384/着眼于“人民至上”的文化自信
388/文化建设:依靠人民和教育人民 
392/文化“为人民”需要大发展大繁荣
396/“以文化人”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
400/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文化力量
403/包容性增长理念中的文化建设
408/文化创新的高端定位与发展路径 
411/“集成创新”驱动城市文化转型发展
416/城镇化驱动文化转型发展
420/先进文化建设重在发挥文化功能的先进性
424/后记

代序

艺术研究与文化自觉

——于平《艺术学的文化视野》述评

熊元义

在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理论界，于平是能将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并头脑清醒的文化艺术理论家之一。从文集《艺术学的文化视野》收录的文化艺术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于平对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发展不仅有宏观把握，也有微观研究，无论是在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上，还是在对文化科技、艺术学和艺术教育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理论成果。这无疑有利于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学的健康发展。
首先，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既有广阔的文化视野，也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这就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是在深入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并进而推进中国当代艺术学的发展的，是在深入认识和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当代艺术学的发展的。可以说，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是将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了。
于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全面的把握。于平重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是因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关乎中华民族复兴。于平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文化的先进性不仅是一种属性更是一个动态过程”，“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要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要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不仅在于我们是否有创造先进文化的人，而且在于我们能否塑造出人的文化先进性”，“要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要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为此，我们要有发展先进文化的紧迫感，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成为文化强国，不仅要有强国的文化而且要切实通过文化去强国，要形成与文化强国相对称的文化力量”。(《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发展先进文化》)这些体会和论断抓住了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关键和要点，不仅体现了于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的深刻认识，而且也表现了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于平不仅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和属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还对文化建设的路径和重要环节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于平认为:“从文化建设的实际着眼，文化力量形成于文化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三大环节中。文化产品生产环节中的文化力量是文化生产力，具体而言，它包括创新力(原始创新、借鉴创新和集成创新)、集约力(产业化)、共生力(多样化)和拓展力(扩大再生产)。文化产品流通环节中的文化力量是文化传播力，具体而言，它包括保障力(基本保障)、共享力(均等服务)、弘扬力(价值张扬)和竞争力(科技进步)。文化产品消费环节中的文化力量是文化影响力，具体而言，它包括向心力(民族凝聚)、共处力(和平共处)、引导力(价值取向)和提升力(境界升华)。”(《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发展先进文化》)于平这种对文化力量的把握不仅有助于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人们将理论认识转化为实践思路，从而在实际工作中围绕中心、把握大局，努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于平强调通过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于平认为深化体制改革是为了推动文化发展，是为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而一种文化生产体制机制的形成，又决定于文化产品属性的认识。他辩证地分析了文化产品的两种属性:“当我们转变观念，认识到文化产品不仅有意识形态属性而且有商品属性之时，我们一方面可以对不同属性的文化产品区别对待，一方面则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两种属性的统一。我们需要正确处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关系，需要正确处理遵循文化建设规律和适应市场规律的关系，需要正确处理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关系。”(《建设文化强国需要增强创造活力》)这种对文化市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深刻认识，很好地把握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文化的发展繁荣离不开文化创新。中华民族的复兴也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于平认为:“着眼于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意味着我们文化改革与发展要着眼于高端文化创新，要着眼于建立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相适应的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文化创新;这种‘文化准备’还意味着我们通过文化改革与发展而实现的‘文化转型’，对内要有凝聚力和崇高的价值取向，对外要有感召力和伟岸的精神魅力。”(《文化科技自觉引领下的高端文化创新》)在于平看来，文化创新是与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文化创新就不仅仅是文化本身的创新，而且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应有的内在要求。
对于文化创新的途径，于平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思考。一是于平积极推动广大艺术家在适应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于平看到文化的“自律”是由社会方方面面的“他律”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文 化“本体”是对无数历史“具体”的不断抽象不断增容，就在把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当代艺术教育在强调艺术教育 的“自律”时应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的“他律”。演艺教育要适应并且先行于经济社会，一个重要的调整是将对“实验艺术”的关注多一些转移到“实用艺术”上来。(《科技进步引领下的文化创新》)二是于平强调“文化创新”最需要关注的便是文化体制创新和文化科技创新，认为前者是解放艺术生产力，后者是发展艺术生产力。于平认为从人类发展的大文化观来看，科技进步不仅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也是文化存在的进步形态;科技进步既推动着文化创新，更促进“新文化”的孕育诞生。而文化产品的升级换代和文化服务的趋美近善，都与“器”的改造和应用分不开;并且，体现在这种改造和应用中的“创新”往往都有较高的科技含量。(《文化创新的高端定位与发展路径》)三是于平重视科学技术在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中重要作用。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得到了高新技术的有力支撑。于平认为:“文化产业的突起迅涨，对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实，作为对文化产品传统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对传统文化业态领域的突破，文化产业的内在支撑是高新技术对‘文化’的选择性切入。高新技术对文化产品生产方式的改变，我们往往只注意到它的‘同型批量’并认为这是对文化产品追求精神个性的抹杀乃至扼杀。而事实上，当我们置身于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今时代，传统文化业态因其传播力的式微而深陷于窘境之中。应当认识到，文化产业作为当代文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的实现，并非传统文化业态生产的‘产业化’，而是顺应当代文化传播方式的业态提升和业域拓展。文化产业之所以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发挥着优结构、扩消费、增就业、促跨越、可持续的作用，在于它本身就由高新技术所支撑所推动。”(《建设文化强国需要增强文化自觉》)文化产品要好听、好看、好玩，要有观赏性，才能发挥文化娱乐功能。“观赏性从文化需求来说与人民群众需求的文化娱乐功能有更深的关联，从文化生产来说则与高新科技推动的文化优质服务有更多的关联——高清观赏、虚拟观赏、互动观赏已成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观赏需求。在论及文化功能的娱乐、观赏等无形的精神需求之时，我们还应重视文化产品被人民群众日益认同甚至是追捧的有形的物质需求功能，比如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结合部、且既往更主要属于物质生产的‘工艺业’回归为文化业态就是如此。”(《从文化产品看文化建设的系统构成》)这种分析不仅将科学技术与文化产品的开发联系起来，而且将科学技术与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联系起来，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于平看到并非文化资源大市的深圳市在充分发挥科技的支撑、提升和引领作用中实现了“弯道超车”，在“文化立市”上后来居上，提出从七个方面推动中国当代文化本体形态的转型升级，即面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技术创新，面向农村和小城镇基层文化服务的技术创新，文化生态保护与开发的技术创新，促进新型文化产业发展的科技方法，提升艺术创作及产品效果的科技方法，提升艺术教育效果的科技方法，提升文化对外影响力的科技方法等。(《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科技自觉》)于平在推动中国当代文化本体形态的转型升级时不是盲目的，而是时刻警惕在通过互联网技术共同创造和分享全人类的文化成果时的“文化殖民”或“信息殖民”。
关于文化创新的模式，于平特别重视“集成创新”。于平借鉴“科技创新”模式，认为文化创新也有三大模式：“原始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上，“集成创新”与“继承创新”总是交替进行的，而“集成创新”更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大开拓、大融合时期。于平在区别“集成创新”与“继承创新”的基础上认为，“集成创新”更强调“集成”主体的自觉，而“继承创新”更强调“继承”对象的权衡。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正处在这种大开拓、大融合时期，因而于平较多地阐发了“集成创新”这种模式，认为“集成创新”一是强调对创新要素的选择、集成和优化，二是强调创新要素的优势互补、有机熔铸，三是强调创新成果的结构追随功能、要素服从结构。而实现这种“集成创新”则需要强化、培养四种意识:一是自主意识，即创新要素及其有机集成要服从主体解决文化转型发展的需要;二是跨界意识，这既包括开放创新要素的空间跨界，也包括开放创新主体的思维跨界;三是协同意识，这意味着要善于集中智慧，凝聚力量，开放建构，有机整合;四是前瞻意识，即不仅关注“现实的文化”更要关注“文化的现实”，在与时俱进中实现文化转型。(《“集成创新”驱动城市文化转型发展》)在这里，从文化创新到“集成创新”，再到“四种意识”的培养，形成逐步递进的关系，也凸显了于平对于“集成创新”的高度重视。文化发展的困境也往往体现在文化如何创新上。如何创新的问题，涉及人才、体制机制、市场环境、方法意识等方面，于平对于这些方面均有相当思考。这些思考无疑有助于推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从而推动文化创新。
总体来看，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大的方面即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整体把握和微观研究，而且他在开展相关艺术批评时还将两个方面自觉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既使微观研究具有一种宏观的视野和历史维度，也使宏观研究具有切实的基础和充实的内容，是一种接地气的文化艺术研究。
其次，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紧密地联系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实践并从理论上总结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实践，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理论而理论。这就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具有深度的人文关怀，特别注重人的文化发展和“以文化人”，特别强调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应“以人为本”和“为人民”。
于平看待文化的发展繁荣不仅站在民族复兴的历史高度，而且站在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高度。于平清醒地认识到，有了先进社会力量的选择，先进思想文化才能有效发挥其先进作用;有了先进思想文化的武装，先进社会力量才成为真正的先进力量。(《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发展先进文化》)因此，于平鲜明地提出，文化是“为人民”的。于平认为这种“为人民”的文化首先应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其次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第三要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文化“为人民”需要大发展大繁荣》)他认为，物质的需求与文化的需求都是人民的需求，都应当得到有效保障:“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是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但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收入的逐步提高，人民大众也关心闲有所乐、玩有所趣、风有所雅、俗有所易、智有所启、情有所寄。人民大众所需的这类公共服务，虽不是最现实的利益但却是最基本的权益，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推动文化发展需要增强创造活力》)但并非所有的文化艺术都是能够满足、都是适合于人民需求的文化艺术。文化艺术既要有娱乐功能，也要有提升精神的作用。于平在透彻解剖“春晚”时提出了我们需更文化些的“春晚”这个发展目标。于平指出，我们置身于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众声喧哗的时代，我们“春晚”需要的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柳暗花明”。我们其实可以更淡定些，拒绝“过把瘾就死”;我们也可以更沉潜些，拒绝“吐口沫便红”;我们还可以更超越些，拒绝“撒个野装酷”......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更文化些的“春晚”。在这个基础上，于平提出了“春晚”文化应提升的几个方面:首先，央视“春晚”要深化“问题意识”;第二，央视“春晚”要强化“精品意识”;第三，央视“春晚”要浓化“感恩意识”。(《“春晚”文化与文化“春晚”》)这样的分析、批评，应当说是有助于“春晚”提升文化品位和文化影响力的。
在这个基础上，于平特别注重人的文化发展。中国当代文化界出现了文化泛漫化现象，于平没有简单的否定，而是透过“文化泛漫化”的种种现象，既看到中国当代文化对“民生”的关注即这种“文化泛漫化”现象在文化人看来可能不那么“文化”，但它可能深度关切“民生”，是大众需求文化的一个“进阶”，也是文化需求大众的一条路径，也看到有些当代文化对责任担当的放弃。正如人们所说的“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中国当代文化界出现了文化泛漫化现象，有“星光大道”的选秀文化，有“非诚勿扰”的相亲文化，有“开心辞典”的益智文化，有“一槌定音”的理财文化;还有抖落家藏的鉴宝文化，结伴驴友的酷游文化，解析病理的养生文化，“鸡汤”经典的“开讲”文化......对这些文化泛漫化现象，于平全面地解剖了这种“文化泛漫化”现象，将“文化泛漫化”现象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行为”的泛漫。除了选秀、相亲、益智、理财、鉴宝、酷游、养生等等，还有各种土产、特产借文化摆摊，用文化贴金，以文化牟利，由此而派生出诸如花草、水果、美食、佳酿、奇石、红木等“文化节日”。“文化节日”毫无节制地泛漫，给人一种口味真重、心地不纯的印象。二是“文化产品”的泛漫。当下许多文化产品一方面是强化着物质形态特别是那些能交换出货币价值的物质形态，另一方面是凸现出娱乐精神。在这个基础上，于平认为，如果说，“文化行为”的泛漫还有助于我们的文化建设关注“民生”，那“文化产品”的泛漫则在貌似对“民生”取向的迎合中放弃了责任担当。(《文化泛漫化及其民生取向》)与有些艺术批评家对这种“文化泛漫化”现象空泛的批判不同，于平对“文化泛漫化”现象的肯定与否定不是笼统的，而是建立在严格甄别不同“文化泛漫化”现象的基础上的。这种文化艺术批评无疑是到位的，有助于人的文化发展。
于平特别强调“以文化人”即健康高雅精神品格的培养建构。以说“俗”道“雅”为例，于平在把握当代文化的“俗”与“雅”的辩证关系时毫无艰涩生硬外来词汇的移植和搬用，而是利用中国当代人活的语言包括日常用语和习惯用语阐明深刻道理。于平指出，中国作为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古国，作为多民族一体化的文化大国，其最重要的构成特征就是在发展中丰富，同时又在丰富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发展的动因是每一个体的“自强不息”，丰富的成因则是个体之间的“厚德载物”，前者意味着“奋发”，而后者则意味着“包容”。因此，“和而不同”成为众多个体保持个体特质又顾及和谐相处的“公约”。“雅”不仅存在于“文化整合”之中，而且体现为整合后“文化范式”的确立，即以“雅”为“正”。既然“以雅为正”，文化的认同和传习就有了明确的价值追求:善于修饰的文辞称为“雅驯”，充满智慧的话语称为“雅言”，博大包容的胸怀称为“雅量”......相形之下，雅、俗之间就有了高下之别、庄谐之别乃至文野之别。接着，于平在梳理“雅驯”“雅言”“雅量”等概念中把握中国当代文化发展规律。这就是于平在承认雅、俗之间的高下之别、庄谐之别乃至文野之别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引领，认为那些讲究品位、追求境界的文化人，不一定自封“高雅”但大多自鸣“清高”，不一定都能“超凡脱俗”但大多鄙夷“谄世媚俗”。拒绝媚俗可以是为着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也可以是为着彰显自己的人格魅力。文化的“以文化人”，就是“化人以雅”，就是使人的品貌、趣味、格调、境界都渐至“文雅”起来。在这里，“雅”成了“文”的内涵，“文”成了“雅”的表征。因此，我们在远离低俗、拒绝庸俗、摒弃媚俗之时，更要养文心、修文德、循雅道、育雅趣，既陶塑文化人格又提升文化境界。(《说“俗”道“雅”谈“文化”》)于平采用娓娓道来、层层剥笋的方式，阐释了俗与雅的关系，揭示了“雅”的内涵和价值，并进一步提出了“化人以雅”的目标和要求。
于平在文化艺术研究中还提倡说“人话”，即努力讲好那些“唯实”的话，坚决反对讲不着边际的空话、言不及义的废话、惚如隔世的老话和人云亦云的套话。其实，那些空话、废话、老话和套话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界之所以盛行甚至有些泛滥成灾，是因为一些艺术批评家严重脱离了当代历史发展和艺术发展。于平界定了这种“人话”的基本内涵，认为这种“人话”一是通俗易懂，二是通情达理，三是言简意赅，四是语近旨远。(《文化的“平视”与“说人话”》)说“人话”是对艺术批评的要求，当然也涉及“以文化人”的大主旨。在艺术批评中，于平不仅大力提倡说“人话”，而且身体力行说“人话”。可以说，这种说“唯实”的“人话”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和艺术批评的鲜明特色之一。
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既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也反对“不问苍生问鬼神”，而是既积极推进中国当代演艺企业的文化转型，也极力推动广大艺术家与时俱进的艺术调整。于平在促进中国当代演艺企业的文化转型时认为，与其纠结于科技之光会否损伤人文之光，不如思索人文之光如何借助科技之光的翅膀飞得更好更高更远;同时，他还提出了新的文化创意观，即既促进中国当代“文化创意”从“仿创”向“原创”的转型，也强调这种“文化创意”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传统舞台演艺的现代转化》)于平在把握中国当代文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推动了广大艺术家与时俱进的艺术调整。在梳理中国当代舞蹈发展历史时，于平既看到了外来舞蹈的积极影响，也看到了外来舞蹈的消极影响。于平认为，俄罗斯芭蕾学派是中国舞蹈当代建构遭遇的第一个世界语境。这种古典芭蕾挺拔外开的形态不仅顺应了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心态，而且顺应了民族舞蹈系统建构的要求。因此，中国民族舞蹈当代建构积极利用古典芭蕾的构架整合戏曲舞蹈的构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舞对中国舞蹈创作观念和运动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是就人体表现力而言，拓展了躯干运动的表现力;二是就空间表现力而言，拓展了地面空间的表现力;三是就动作表现力而言，拓展了动作过程的表现力;四是就语言表现力而言，拓展了“主题——变奏”(包括“变奏”的随机性和偶然性)的表现力。但是，这种回归本体、回归本原、回归本我的西方现代舞对中国当代舞蹈发展是有消极影响的。因此，于平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在关注本体的同时不忽略主体，在关注本原的同时不放弃演进，在关注本我的同时不忘怀大众。”中国舞蹈的当代建构必然是中国社会当代发展的现实写照，因此我们必然要在当代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中创造中国当代舞蹈。(《中国舞蹈的原始发生与历史建构》)从上可以看出，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是以人为本、以大众为本，这既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的立足点，也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的出发点。
第三，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将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于平的文化工作为他的文化艺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艺术实践基础，与此同时，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又有力地推动了他的文化工作的开展。可以说，于平将文化工作和文化艺术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
于平既反对隔绝“源头活水”的理论研究，也反对迷失“表面现象”的对策研究，而是将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于平的艺术研究虽然比较注重对策研究，但却是将这种对策研究和理论研究并举的。于平深知，如果对策研究没有理论研究作为基础，就会迷失方向;反之，如果理论研究不能支持对策研究，就会无的放矢。因此，虽然于平的这些对策研究和理论研究结合的程度不一，但往往是有的放矢的。这二者的结合，使其理论研究不会成为凌空蹈虚之论，也使其对策研究不会成为局于一隅之策。比如他关于演艺企业建设发展的研究，关于作为最近设立为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建设问题的思考，关于艺术职业教育的把握，都体现了这种将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结合起来、统一起来的自觉努力。
于平在推进演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建设时以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更为重要，其中“增强内生动力”更是重中之重。“增强内生动力”包括产品生产营销和企业经营管理两个层面:产品生产营销层面需要提升创新、营销、资本运作和知识产权经营四种能力。我们演艺企业在其转型发展中，面临着新兴文化业态对受众吸引和争夺。如何通过高端项目来凝聚优秀团队，并通过打造演艺品牌来成就优质企业，于平提出，第一，我们演艺产品的生产在表现生活时尚的过程中，不仅使时尚艺术化而且要使艺术时尚化;第二，我们要逐步把“时尚化艺术”的文化快餐精心烹制成文化大餐，通过艺术品位的提升使观众由“娱乐性”的消遣步入“仪式感”的信念;第三，我们要尽可能调动多种艺术手段，要尽可能吸纳高新科技来强化演艺产品的视听感受，让演艺产品既具有文化底蕴又具有时代风尚。不管是增强“内生动力”还是解决“自生能力”，我们都要靠项目设计，靠产品打造，靠品牌营销......唯此我们才有深化改革的动因，才有加速发展的动力。(《演艺企业的内生动力与自生能力》)这些洞见是于平通过大量实际调查和深入理论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拓展视野、更新观念、引领思路的作用，对于演艺企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演艺文化是以人的艺术表演为核心物的文化形态，它不仅以表演的内容反映出人类生活的丰富多彩，而且以其形态的兴替见证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于平提出，当前演艺文化建设不能不正视当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不能不正视突飞猛进的当代科技正创造着人类文明的全新视野，不能不正视这个全新视野给我们演艺文化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于平高度重视科技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他指出，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科技进步事实上已不断对传统演艺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演艺传媒的进步，二是演艺装备的改善。由于传媒的进步和装备的改善着手并已然建立起自身的演艺理念，这一方面体现出科技理性对人文精神历史图式的改变，一方面也体现出演艺文化在科技支撑中的本体开拓。在这个意义上，演艺文化的本体开拓意味着与时俱进，也意味着与科技携手去建构时代的新人文!当我们申说舞台演艺遭遇高新科技是它的历史命运也是它的时代幸运之时，我们同时也坚信当代科技进步的翅膀可以使我们的人文精神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飞得更持久也更健康!(《演艺文化的科技支撑与本体开拓》)面对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与其被动遭遇科技带来的冲击，不如及时合理开发利用科技，自觉将艺术与科技结合起来，实现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这无疑能够促进人们的文化自觉。在艺术学研究中，于平深入地总结了以往艺术学的发展历史和全面地研究了当前艺术学的发展现状，并在这个基础上把握了艺术学未来的发展趋势。于平深刻地认识到“艺术学”的升格主要不是学理建构的效应而是学域扩张的影响。艺术学力争成为学科门类的“独立战争”，不是向统摄自己的“文学”开战，而是向“文学”与“艺术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开战。艺术学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实施着学域扩张的业绩;而艺术学学理建构的成就，至少在目前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仍然是“文学”统摄的结果。作为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学理建构的领域，最精练的表达就是史、论、术三个方面，并且，史和论的主体应当是“术”的演进史和创造论。作为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学理建构，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各艺术样式本体之“术”的学理建构。没有这个“核心课题”的解决，我们根本不可能建立起具有成熟“学科品质”的学科门类。换言之，艺术学科建设的关键任务是“以道观器”并“以技通道”。艺术学提升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只是为我们尽快完善“学科品质”拓辟了路径，而“学科品质”真正意义上并且是符合本体特征的建构，还需要我们进行艰辛与持久的跋涉。
对于艺术学的学理建构，事关学科门类独立后的学科品质。于平认为，应用研究过于把重心放在基础研究，强调的是基础研究的“应用”;而现状研究则过于把重心放在现状的描述，不强调提出“问题”并进而提出“对策”。基础研究是普遍性的学理研究，对策研究是特殊性的学识研究;前者是后者的累积与升华，后者是前者的推演与修正。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关联性的断裂，可能主要在于“基础研究”研究程序的“内在化”。也就是说，“基础研究”过于沉迷于纯粹的学理研究，不关心“对策”因而也难以在对策研究中获取新的“学识”。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的关联，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联，即“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于平正是看到了当我们正视艺术学研究的“短板”现象和“问题意识”薄弱之时，我们发现不断产生“问题”的时代自身也是我们亟待关注的“问题”，鲜明地提出:无论是解决时代的“问题”还是应对“问题”的时代，我们都必须关注“大数据时代”的思维转变。艺术学对策研究要从“问题意识”导入，要以“价值关怀”应对，这个研究的过程是求知、求真、求策的一脉相承。(《大数据时代的艺术学对策研究》)如何去推动这个最年轻学科门类的发展，于平所论的史、论、术，所强调的“问题意识”，所倡导的“价值关怀”等等，都从战略的角度指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与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这一“影响深远的制度性变革”相关联的是如何发展艺术职业教育。于平不仅有丰富的艺术教育实践经验，而且在艺术教育上有深度的理论思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艺术教育思想系统。于平指出，要深入地去思考艺术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深入地去思考办学模式、培养模式、教学模式和评价模式的改革。他提出，要考虑实行政府主导、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办学体制;要考虑推行艺学结合、校团结合、顶岗实习、回炉深造的培养方式;要考虑运行与就业环境贴近的教学环境，按岗位技术需求和技能标准去开发课程编写教材;最后当然是要建立以检验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于平多年从事艺术教育，后来又从事艺术教育管理工作，在艺术人才培养上形成丰富的艺术教育思想，提出了艺术职业教育应正确处理的十大关系。这就是:(1)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2)终身教育与就业教育的关系，(3)传承教育与创新教育的关系，(4)实验教育与实用教育的关系，(5)自律教育与他律教育的关系，(6)学理教育与技能教育的关系，(7)课堂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关系，(8)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的关系，(9)立场教育与视野教育的关系，(10)统编教育与特色教育的关系。(《教育“规划纲要”视野中的艺术职业教育》)这些“关系”当然是艺术教育要妥善处理、合理调整的方面。提出这些“关系”，有利于艺术教育工作者自觉、科学地把握艺术教育规律，促进艺术教育健康发展。提出“正确处理”其实就意味着对既往艺术职业教育教学理念乃至教学模式的调整。我以为，这也是艺术学升格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后最亟待解决的学科建设重任。
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深刻地把握了学与思的辩证关系。而在学与思的基础上的写作，又是对学与思进行深化与升华的有效途径。于平能够在工作中学习和研究，以研究促进工作，并自觉地将二者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实现了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可以说，于平的文化艺术理论研究有利于他在文化管理工作中拓宽思路、丰富方法和创新办法。
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他对我们民族五千年文化资源的珍视，对于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对于文化产业的高度重视，对于文化主权的积极维护，对于当下各种文化艺术现象的辩证解剖，等等，都能够抓住关键并进行深刻把握，提出独到而精辟的论断，令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化我国文化艺术理论研究，也有利于推动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健康发展。

2014年7月6日

（熊元义，笔名楚昆。文艺理论家。文学博士。《文艺报》理论部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评委。中南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等多所大学特聘教授、兼职教授。发表论文200多篇，出版理论著作9部。）